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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方略》中的食住行設想
發布日期:2017-11-21 信息來源:團結報

孫中山先生是中國近代為數極少的兼具思想家與行動家的偉人,對于他的著作的研究具有時代性與對話性。他一生從事革命運動,創立三民主義的理論,其中僅民生主義的內容就十分豐富,《建國方略》關于百姓食住行方面的論述就表明了這一點。

一、民以食為天,吃飯問題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建國方略》提出了中國南北方民眾主糧的機器加工問題,稱“吾意揚子江及南部中國諸大城鎮以米為主食者,當設許多磨米房;揚子江以北以小麥、燕麥及米以外之他谷類為主食者,其諸大城鎮當設許多磨麥機房”等等。孫中山認為收獲下來的稻子、小麥只有以機器方式加工,才能及時存儲,以備后需。

與此相關的是糧食的貯積。對此孫中山提出“每一縣余出之谷類,送至近城貯藏;每一城鎮須有一年食物之貯積。經理部當按人數依實價售主要食物于其民,更有所余,乃以售之于外國需此宗食物且可得最高價者……輸出所得巨資,以之償還外債本息,固有余也。”對于“前此禁止輸出法之下,食物多所廢壞”的情況,孫中山是非常不滿與痛心的。他還力主黃豆出口。他說,“以黃豆代肉類,是中國人之發明。中國人、日本人用為主要食料,既歷數千年。現今食肉諸國,大患肉類缺乏,是必須有解決方法。故吾意國際發展計劃中,當以黃豆所制之肉乳油酪輸入歐美,于諸國大城市設立黃豆制品工場,以較廉之蛋白質食料供給西方人民。又于中國設立新式工場,以代手工生產之古法,而其結果可使價值較廉,出品亦較佳矣。”如此設想,真是一個雙贏的方案。

鑒于當時中國與西方強國在食品加工方面的巨大差距,孫中山采取現實主義的態度。在《建國方略》中他說:“吾前此論捕魚海港之建設及捕魚船舶之構造,已涉及海水食物”,就是“陸地食物生產之事”亦“須國際扶助”。理由是“歐美二洲之工業發達早于中國百年……無論如何,必須用機器以輔助中國巨大之人工,以發達中國無限之富源也。”

二、安居樂業,這是每一個國家當政者心知肚明的道理。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也講到了住房問題,在他看來“舊中國之居室,殆無一為人類之安適及方便計者。”“中國一切居室將于五十年內依近世安適方便新式改造,是予所能預言者”。孫中山根據自己長期在海外居住的生活體驗,認為在“在城市中所建屋……每家有四房間至六房間”。按照他設想的單獨建設的一家之居室最少要有8個房間。事實上孫中山的預言過于樂觀,就中國大陸而言,大規模的商品房建設只是到了改革開放以后才逐步展開。商品房的設計強調了舒適性、私密性,成套性,不再是72家房客擁擠在一道,共用廚房、廁所,互相間可以隨意走動,哪家有個人來客往,有個來信來電(傳呼電話),眾鄰居知道得一清二楚。目前的商品房一般都有客廳、餐廳(有的是兩廳合一的)、廚房、衛生間及主臥,這樣就有5至6間了。如果加上次臥、次衛、書房、儲存室,那就有10間左右了。誠如孫中山所言最少要有8個房間的居室才能滿足三口之家核心家庭的日常居住需要。

與住房相關的配套問題一是自來水。孫中山說當時中國“除通商口岸之外,中國諸城市中無自來水,即通商口岸亦多不具此者。許多大城市所食水為河水,而污水皆流至河中,故中國大城市中所食水皆不合衛生。今須于一切大城市中設供給自來水之工場,以應急需。”城市住房通自來水,不僅僅是方便居民生活的問題,實際上還涉及到對水污染的警覺與治理問題。

與住房相關的配套問題二是供電供熱。孫中山說“中國一切大城市供給燈光,設立制造機器發光工場”,要“設立電工場、煤氣工場、蒸氣工場,以供給暖熱。”機器發光工廠就是發電廠,從節約成本考慮,孫中山認為以集中供熱為好。孫中山還論及廚用燃料問題,其實這也是與吃飯問題聯系在一起的。既要吃飯,當然需要燒飯;既然要燒飯,當然需要廚用燃料。但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最貧鄉村之人,每費年工十分之一以采集柴薪。城市之人,買柴薪之費占其生活費十分之二。”孫中山認為“柴薪問題,為國民最大耗費。今當使鄉村中以煤炭代木草,城市用煤氣或電力。”從另一角度來說,孫中山的這一替代方案又有助于保護樹木,減少水土流失與空氣污染。

三是住宅電話問題。人是需要交往的,做生意,搞學問更是需要靈通的信息。因此孫中山提出,“無論城鄉各家,皆宜有電話。”由于各種原因,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十分緩慢。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在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普通居民要裝一門家用電話還是有一定難度的,首先要交高達4000元的初裝費,別的城市更是可想而知了。當然今非昔比,目前全國上下手機空前普及,一人擁有兩只手機的也不在少數。以上均說明了孫中山設想的超前預見性。孫中山還提出,“欲用煤炭、煤氣、電力等,皆須有特別設備,即由國際發展機關設制造煤氣、電力火爐諸工場”,他認為包括電話機工廠均“當于中國設立,以使其價甚廉”,使中國百姓買得起,用得上,而不是只有少數人才能享用,這也是他“天下為公”“博愛”思想的具體體現。

三、眾所周知,孫中山對于建設鐵路是十分重視的,有過很多論述。其實除了鐵路建設之外,孫中山還高度重視門對門運輸的公路建設。他對于公路的建設也提出了遠大的規劃,并把它和中國的發展速度直接聯系起來:“中國欲得近時文明,必須行動。個人之行動為國民之重要部分,每人必須隨時隨地行動,甚易甚速。惟中國現在尚無法使個人行動容易,因古時大道既已廢毀,內地尚不識自動車即摩托為何物。自動車為近時所發明,乃急速行動所必要。吾儕欲行動敏捷,做工較多,必須以自動車為行具。但欲用自動車,必先建造大路。吾于國際發展計劃,提前一步已提議造大路一百萬英里。是須按每縣人口之比率,以定造路之里數。中國本部十八省約有縣二千,若中國全國設縣制,將共有四千縣,每縣平均造路二百五十英里。惟縣內人民多少不同,若以大路一百萬英里除四萬萬人數,則四百人乃得大路一英里。以四百人造一英里之大路,決非難事。若用予計劃,以造路為允許地方自治條件,則一百萬英里之大路將于至短時期內制成矣。”早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的自行車大國了。改革開放以后,包括高速公路在內的高等級的公路不斷興建、延伸,目前已經達到了縣縣通公路的目標。在重慶等自行車無法上下陡坡的山地城市,摩托車大行其道。還有每年春節前后,可以看到農民工們駕駛著成千上萬輛摩托車奔馳在往返家鄉的途中。無論是對于個人還是對于地方來說,要致富先修路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的共識。由此可見,孫中山公路建設計劃即是超前的也是合理的。

綜上所述,《建國方略》不僅僅是一個強國方略,而且也是一個便民惠民富民方略。《建國方略》表明孫中山對當前社會情況方面的注意研究,體現出他全心全意改造中國的雄心壯志。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孫中山的美好愿望并沒有實現,雖然說《建國方略》發表后,也獲得了一些歐美人士的贊揚與喝彩,但是光打雷不下雨,口惠而實不至,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都對孫中山關上了大門,唯利是圖的外國資本家全不看好孫中山,遑論投資贊助?要實現振興中華的偉大抱負,為實施《建國方略》掃清道路,孫中山只有轉向蘇俄,尋求蘇俄及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如今的中國,《建國方略》中關于食住行的設想很多已經實現,而且遠遠超出。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作者:邵雍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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