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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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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籌帷幄,青史流芳——記“西安事變”前后的吳家象先生
發布日期:2009-12-12 信息來源: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吉林省委員會
 1936年12月12日,國民黨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將軍在西安發動“兵諫”,逼迫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史稱“西安事變”。在“西安事變”前后,有一位曾經為張學良將軍運籌帷幄,為解決“西安事變”做出貢獻的知名人士,他就是當時擔任西北“剿匪”總司令部秘書長的吳家象先生。
    吳家象,字仲賢,遼寧省義縣人。1891年11月13日生于江西南昌。1909年考入奉天中學堂,期間曾參加抵制日貨和請開國會等民主運動。1914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成績獨占鰲頭,受到校長蔡元培賞識。1919年畢業后,到國立沈陽高等師范學校任教。因才學不凡,被時人譽為“東北才子”。
    1922年,吳家象應奉天(即沈陽)省長王永江(1872—1927)之邀,出任省長公署第二科主任,幫助籌建東北大學。同年7月,被選聘為東北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1923年,任東北大學總務長兼教授。1927年10月,代行校長職務。1928年,張學良主持東北軍政,吳被任命為總司令部秘書、長官公署機要處長、奉天省教育廳廳長等職。因辦事謹慎、穩妥,深得張學良信任。1931年3月,張學良赴北平就任國民政府陸海空軍副司令,吳被提升為東北政務委員會和長官公署秘書長,協助留守沈陽的張作相(1881—1949)料理政務。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吳家象化裝成歐洲來華調查人員的秘書,得以到達北平,向張學良詳細報告了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情況。不久,任北平綏靖公署秘書長兼北平政務委員會秘書長,后改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參議。1933年3月,張學良被迫下野,吳擬辭職閑居。后在張群(1889—1990)、劉哲(1880—1954)和莫德惠(1883—1968)等人力勸之下,于1933年6月至12月就任政務整理委員會政務處副主任。1934年1月,張學良回國,吳前往上海迎接,并隨其去武昌。同年3月,被張學良任命為鄂豫皖“剿匪”總司令部秘書處長、代秘書長。1935年11月,轉任西北“剿匪”總司令部秘書長。
    1936年12月初,蔣介石飛赴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剿共”。張、楊痛切陳詞,力勸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蔣介石不為所動。12月12日凌晨,張、楊發動“兵諫”,扣留蔣介石。為使全國各界了解事變真相,張學良責成吳家象擬定電文通電全國,聲明扣留蔣介石的目的。12月16日晚,吳家象在西安廣播電臺向全國發表廣播演說,鄭重提出“為了挽救國家民族之前途,我們反對蔣委員長自誤誤國的作法,反對消滅實力的殘酷的內戰,要全國一致團結起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吳家象的演說,對促進國內民眾及各階層愛國人士了解和同情西安事變起了重大作用。
    “西安事變”后,應張、楊二位將軍之邀,中國共產黨派周恩來到達西安,共同協商解決相關事宜。當時成立了由周恩來、吳家象和南漢宸(楊虎城的秘書長)組成的聯合辦公廳,分別代表中共、東北軍、十七路軍協商解決“西安事變”善后事宜。在一次開會時,周恩來聽說吳家象生病不能到會,便提議把會議臨時安排在吳的家里召開,吳對此深為感動,尤其對周恩來的為人處事更為折服。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吳家象做出很多貢獻。同時通過與周恩來的接觸,對中國共產黨亦有所了解,對其日后思想轉變起了很大作用。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張學良被蔣介石扣押。吳家象心中憤憤不平,決定在家隱居。1938年3月,日軍進犯潼關,被迫與于學忠、何柱國等東北軍將領攜家眷遷往成都。每日以讀書、寫字、做詩、郊游排遣時光。同年10月,蔣介石在重慶召見吳家象,只字未提“西安事變”,只說抗戰需要人,請他參加工作。吳不愿為蔣所利用,當即提出“不進政府機關當首腦;不做地方官吏;不做幕僚”。蔣介石便委任他為“立法委員”。吳每兩周或更長一點時間到立法院參加會議一次,但從不發言,實際上為掛名委員。
    1946年4月,立法院遷往南京,吳借故不與同行,自動辭去在立法院的任職。1947年冬,攜眷遷往江西廬山牯嶺鎮,開始隱居生活。國民政府多次派人勸其去南京就職,他始終沒有動心。1949年9月,吳曾協助解放軍做解放廬山的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吳家象應周恩來之邀走下廬山,到達北平。1950年10月,被任命為政務院參事。在一次會議上,毛澤東主席接見與會代表時,周恩來特意將吳家象介紹給毛澤東說:“這是原東北軍的秘書長吳家象先生”。毛澤東隨即與之親切握手。
    1950年10月,吳家象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任民革中央團結委員和中央委員。1955年4月,吳家象受中共中央指派去沈陽就任遼寧省司法廳廳長。1958年11月,司法廳裁撤,又被任命為省民政廳廳長。在“文革”中,吳家象被列入所謂“東北幫”反革命集團,“造反派”為他羅致一系列莫須有的罪名,他不服,與之進行辯論,并拒絕為迫害劉少奇出具假證。后被下放到遼寧省西豐縣。粉碎“四人幫”后,才得以正式平反。
    從1955年開始,吳家象歷任遼寧省四屆人大代表、省政協委員、民革遼寧省委副主委、民革沈陽市委主委、沈陽市政協副主席等職。1976年在吉林省省長栗又文的幫助下,吳家象從遼寧調到吉林省工作,擔任吉林省政協副主席、民革吉林省委副主委。吳家象是全國政協第三、四、五屆委員會委員。
    1981年11月14日,吳家象因病在長春逝世,享年91歲。

附:1936年12月16日,吳家象代張學良向全國發表廣播演說全文:
    各位聽眾,各界同胞們:現在南京方面,還是封鎖我們的消息,以致各方對此間真相,仍多未能判明。現在我們再把此間的情形,和我們的主張,檢要緊提出幾點,用廣播報告全國各界同胞們。我們請蔣委員長留在西安,決不是因為我們反對蔣委員長個人,而是反對蔣委員長的主張和辦法,反對他的主張和辦法,請他反省,請他改變以往的錯誤,免得他人走入自誤誤國的路上去。這正是愛護他,真正的愛護他!“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我們不敢說是君子,但是我們絕不作蔣委員長的細人。因為我們的動機,是因愛護國家而愛護蔣委員長,當然我們絕對不能稍加危害,我們還想將來照舊擁護他。現在我們再絕對的負責聲明一次:蔣委員長現在是絕對安全,精神起居飲食,也均如常。關于蔣委員長還有一點可以報告眾位的,就是他最近的表示:對于“先安內而后攘外”的主張,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堅持,已經允許我們和他商談抗日的問題,已經認為有幾件關于抗日的事,可以照辦了。我們對他確還是十分恭敬的。在我們公布的八項政治主張上,有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和停止內戰兩項。根據這兩項主張,當然我們是要容共的。但各界同胞要切實明了,容共是為抗日,決非赤化。各位試想想:我們能承認我國十五六年北伐的時候是赤化嗎?而且事實勝于雄辯,凡是疑惑我們是赤化的人,無妨來這里實地考查一下,我們極端歡迎,極 端負責保護。現在已有各省份的代表,最近由外處來的,已經明了此間的真相了。
    至于我們主張容共理由,很簡單的,卻是很正當,因為日本是強國,我們是弱國;我們科學不如人,武器不如人;我們要想與他抗戰,必須全國人人的力量都用上,才能制勝!反之若是把一部分存心抗日而且有適當抗日戰術的人的力量,棄而不用,至少是絕對無益的。諸位要知道,現在中國講的是死活問題,不僅是強弱問題。立即抗日,還可以活;不立即抗日則必死。若是有人主張不應該立時抗日,那我們可以有十二分理由來粉碎他們的主張!我們已經有許多文字發表,此時無暇細說。我們主張固然根據良心和事實的要求,同時更是服從全國的民意!中央如果不信全國的民意是這樣的,那么請中央問問不在武力壓迫下的全國的非漢奸的知識分子與青年,再問問大多數有頭腦而純潔的軍人與民眾。還是要促成真正的團結,立刻同日本算帳,去死里求活呢?還是要對日表面裝強硬,內里還是隱忍,把全國人力財力,都用在剿除那剿了數年還沒剿清的共匪上,一直等到滅亡才了事呢?如果他們都贊成后一個辦法,反對前一個辦法,那么我們承認我們的主張算是不合眾意,政府對我們怎么辦都可以,我們都領受。古人說:“勇士不忘喪其元。”,我們早已經把個人的腦袋不當作一回事了。若是他們贊成前一個辦法,反對后一個辦法,而政府偏要采用后一個辦法,我們不說別的,我們只要問問全國同胞,這種政府,還能代表全國嗎?還要問問政府當局:這種政府還能夠不塌臺嗎?最近我們收到中央一些來電,差不多都是僅注重于蔣委員長個人的安全,而沒有注意到國是。固然,關懷領袖是絕對應當的,但是我們要知道,比領袖更重要的還有國家!領袖的安危和國家的存亡,固然不能說沒有關系,但是領袖安全,未必國家就能存在。他們總應該除了關懷領袖以外,再把怎么樣可以救亡的辦法,來平心靜氣的想一想,如果不然,那就是祗知對人,不知對事,一定是錯誤,一定為國人所不取。我們試想想,國家若是亡了,還講什么領袖呢?
    我們這次事件,敢負責地向全國同胞鄭重聲明;不是為爭取私人的權利,不是為解除私人的困難,完全是為實現救國的主張!不惜冒一時的嫌疑,并且費盡千方百計,不能實現主張,逼得無路可走,才不得已而出此。這不是說空話的,確是有很多證據的,容我們陸續發表。至于個人的毀譽生死,早就置諸度外了!如果我們各項要求,都已積極實行,抗日戰事確實發動后,我們情愿柬身引罪。如果不相信,讓我們先行具結劃押都可以的。我們的方面是如此。至于蔣委員長方面,我們相信,就他的威望和才能講,確是領導全國惟一的人物。不過他的政策,總得算錯誤。有人以為他經過這次事變,將來或者不愿再負國家的責任,但是我們要期望蔣委員長作英雄,作圣賢。英雄圣賢的心理,和做事應該與常人不同。我們希望他采用立即積極抗日的政策,負起責任來救國,而不以這次事變有損他的尊嚴。那才是真正典型的天物,真正中華民國的救星呢!就我們現在的觀察,我們不但是希望,我們還榴信他可以這樣辦。那時我們全國人民必能擁護服從他一致的抗戰救亡,極端表現出國民程度的高尚,領袖和國民都能有這種驚人出眾的辦法,還能不震驚世界的嗎?還有不立時把國際地位提高的嗎?還怕什么國難不能渡過嗎?所以我們這次舉動,表面上似乎有破壞似是而非形式上未完成的統一的可能,而實際上正是促成全國徹底覺悟精神上真正的統一!非統一不足救國,這話我們是絕對承認。但是我們要知道精神統一才能救國,要是大家只顧贊美著形式上的統一,而不管精神上如何的分裂;不但不能濟事,而且必至誤事的。服從一人的命令,只能做到形式上統一;有了共同的目標,才能做到精神上統一。我國這些年來最大的毛病,就是講形式,不講精神。到了生死的關頭,我們還可以粉飾太平,自己欺騙自己嗎?
    各界同胞們!我們是為了整個國家民族前途,反對消滅實力的殘酷的內戰,要全國一致對外,才發動十二日的事!我們是絕對不造成內戰的,我們惟一的希望,是國家民族的復興;惟一的決心,是死在抗日戰線上!這點敢告慰國人,并望國人對于我們的主張,平心靜氣,加以合乎正義合乎公理的批評和指教。

——吳家象《“一二一二”事件后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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