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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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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深與新政協第一號提案
發布日期:2009-12-13 信息來源: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吉林省委員會
 1949年9月, 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是新中國的開國之會、立國之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此誕生了!在會上,李濟深、郭沫若等44人聯名提出了《請以大會名義急電聯合國否認國民黨反動政府代表案》。這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歷史上的第一號提案。這個提案是代表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向世界宣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真正代表中國人民意愿的會議!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國民黨反動政府無權代表中國人民!這一提案在熱烈的氣氛中獲得全體代表一致通過,交由中央人民政府執行。11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致電聯合國,鄭重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為唯一能代表中國人民之政府。國民黨政府已經“喪失了代表中國人民的任何法律的與事實的根據”,要求取消它繼續代表中國人民參加聯合國的一切權利。 
    這件提案的實施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的政治影響。盡管由于美國把持著聯合國,整整拖延了22年才接受了這一正義要求,但是,它已經向世界表明:新中國成立了!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已經來臨!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不但站起來了,而且將以自己的力量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做出貢獻! 
    李濟深與中國國民黨 
  此案《請以大會名義急電聯合國否認國民黨反動政府代表案》的主要發起人李濟深正是資深國民黨人、國民黨民主派領袖。
  中國國民黨是由孫中山先生創建的革命政黨。實現民主憲政、建立獨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國是孫中山和真正國民黨人的奮斗目標。然而,孫中山逝世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背叛革命,把持國民黨的領導權。李濟深是國民黨元老,為了實現民主共和,他堅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與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長期的、堅決的斗爭。
  李濟深出生于十九世紀末,國家深重的災難,民族深刻的危機,使他從青年時就產生了強烈的使命感。他痛恨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瘋狂侵略,痛恨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喪權辱國。軍事救國,是他最初的選擇。辛亥革命爆發,李濟深滿懷希望地南下,投身孫中山的北伐軍,參加了迫使清室退位、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然而,革命的果實落入大大小小的軍閥手中,帝國主義依舊在中國橫行霸道。李濟深以百折不撓的精神求索救國之道,曾窮盡書林,借鑒中西興國之策,當他了解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才豁然開朗。
   1921年,他再次南下追隨孫中山,以鏟除軍閥、統一全國,實行民主政治為己任。他以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先后平叛廣東軍閥陳炯明,出任西江善后督辦,成為孫中山麾下的名將。他兼具政治家的智慧、軍事家的戰略,在廣西吸納革命力量,掃平境內軍閥,使兩廣成為孫中山革命政權的根據地。
  然而,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國國民黨開始腐化,不能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孫中山決定改組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李濟深在追隨孫中山的日子里,與孫中山一起歷盡艱難頓挫,親身感知:孫中山面對外來威脅、內部分裂和暫時失敗,毫不動搖的革命意志;了解:孫中山是怎樣順應歷史潮流,改組國民黨,制定的三大政策的;親眼看到:由于國共合作,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就建立了革命根據地,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北伐戰爭,形成了向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猛烈沖擊的革命洪流。
  孫中山逝世后,蔣介石背棄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竊取了國民黨的領導權。而李濟深為了完成孫中山未競的事業,努力促成國民革命軍北伐,擔任過北伐軍的總參謀長、第四軍軍長和北伐軍后方留守總司令。他運籌帷幄,參與制定了“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北伐戰略方針;他智勇兼備,指揮廣東7個警備區,保證后方根據地的安全、保證北伐軍的軍需補給。北伐后,李濟深出任中央政治委員會廣州分會主席,管轄兩廣、福建,威望日重。然而,北伐雖然成功、舊軍閥倒了,蔣介石卻利用手中的權力實行獨裁統治又成為中國最大的新軍閥。1929年,蔣介石為達到鏟除異己的目的,以“湘案”為借口,將李濟深囚禁于湯山。
  李濟深在挫折和困難中,逐漸認識到:單純軍事救國的努力,只會成為野心家實行獨裁政治的砝碼。政治是統帥、是靈魂,只有實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實行國共合作(政黨合作)才能挽救民族危機,化解國家內部政治矛盾,凝聚革命力量。從此他致力于中國的民主政治,他呼吁恢復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積極尋求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成為國民黨民主派的領袖。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李濟深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主張堅決打擊日本侵略者。他激于愛國義憤,支持蔣光鼐、蔡廷鍇率領十九路軍在上海打響正面抵抗的第一場戰斗。淞滬抗戰后,蔣介石調十九路軍到福建“圍剿”紅軍。李濟深與十九路軍集結國民黨民主派,主動同中國共產黨聯系,簽訂合作抗日協定,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毅然舉起反蔣抗日的旗幟。閩變失敗后,李濟深在香港組織“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繼續從事反蔣抗日活動。
  在歷史轉折的年代里,李濟深逐漸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才是抗日救國的中流砥柱。1936年,中共發出通電,主張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李濟深積極響應,他致電南京國民政府,要求實行團結抗日。1937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蔣介石迫于國內外輿論壓力,電邀李濟深到南京共赴國難。李濟深為了民族大義捐棄前嫌,與蔣介石合作。他致函蔣介石,主張邀請毛澤東、周恩來、馮玉祥等參加組織最高國防委員會,共負抗戰大責;他告誡蔣介石,必須堅持抗戰、實行民主。武漢淪陷后,蔣介石請李濟深出任戰地黨政委員會副主任。李濟深主張用人不分黨派,邀請周恩來、張友漁等擔任該會政治委員和設計委員,開展抗日民主活動。1940年,他出任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雖然這是個無指揮權、無軍隊的機構,但李濟深在國民黨軍隊和政界中都有很高的威望。他利用這個職位和聲望,堅持抗戰、堅持團結、真誠地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皖南事變后,他積極聯絡國民黨內部的愛國民主力量,維護國共合作,支持抗日民主運動,對共產黨員及愛國民主人士多方保護。
  抗戰勝利后,全國人民都渴盼和平、渴望實行民主政治,而蔣介石于1946年撕毀政協決議向解放區發動進攻,再次把人民置于戰火中。李濟深領導國民黨民主派組織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繼續同中國共產黨合作,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開展反對內戰獨裁、爭取和平民主的斗爭。蔣介石曾三次開除李濟深的黨籍,并派特務暗殺他。面對殘暴的特務李濟深毫不畏懼,多次發表聲明,揭露和譴責國民黨當局的倒行逆施。1947年3月9日,李濟深發表對時局的意見。他痛心疾首地說:“我是中國國民黨黨員,我們國民黨執政已二十年,使國家弄到這樣地步,我們的黨,當然要負相當責任。照道理說,應該自我檢討,向全國同胞謝罪,真正還政于民。本來中國國民黨,是一個革命的政黨,孫總理留給我們的三民主義,是根據民主原則所創立起來的救國主義,但自民國十七年執政以后,這一切都被遺忘或被遺棄了。從此我們國民黨,便逐漸與人民隔離,逐漸被獨裁專制氣氛所籠罩,于是革命精神,完全喪失,由為民服務,一變而奴役人民。在黨內實在亦無絲毫民主氣息,正因為我們國民黨,被獨裁專制勢力劫持之下,違背總理遺教,拋棄了三民主義,壓迫一般人民與民主分子,對廣大人民采取治上苛酷的剝削政策,引起全國之不滿。” 
  1947年冬,革命形勢迅猛發展,李濟深聯合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和國民黨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的代表,在香港召開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第一次聯合代表大會。開會的這一天是孫中山先生的八十一周年誕辰。李濟深在開幕詞中指出,我們在這個日子召開大會,就是象征著中國國民黨的再生。1948年1月1 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誕生了。李濟深代表民革發表了成立宣言,指出:蔣介石及其把持下的國民黨中央機關和政府,背叛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所確立的新三民主義,已成為全國人民的公敵。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實為國內一切反動力量——大買辦、大地主、官僚、軍閥、土劣、流氓之集合體”。因此,決定,“脫離蔣介石劫持下的反動中央”,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為了盡快實現國家統一,早日結束戰爭,減少人民痛苦,李濟深認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當務之急是,爭取國民黨內部實力派投身到革命陣營中來,配合人民解放軍打倒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過各種關系,積極策動國民黨軍政人員反蔣。民革成立后,即發表《告本黨同志書》,指出“本黨(國民黨)不乏忠貞之士”,“蔣氏控制下之本黨進步同志,亦深望早日脫離蔣氏,參加本會(民革)……允宜率先起義……”接著,3月6日,李濟深在香港《華商報》發表《鞏固統一戰線,粉碎和平陰謀》一文,重申“不斷舉行光榮起義,參加到民主統一戰線中來,為粉碎美蔣政治陰謀,為徹底推翻蔣××的反動統治而斗爭!”為策反,李濟深領導民革有組織、有計劃地對各地各派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做說服工作。在香港的兩年間,他親自給國民黨軍政人員和各界進步人士發出無數親筆信。他派王葆真為軍事特派員到上海,策動國民黨中將劉昌義起義。他多次給李宗仁、白崇禧寫信,敦促他們認清形勢,轉變立場。在解放戰爭中,李濟深領導民革積極配合,大力開展革命宣傳和策反工作,加速了解放戰爭的進程,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做出了重要貢獻。
  李濟深與新政協
  召開新政協、建立新中國是李濟深和國民黨民主派的熱切愿望。1948年,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提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李濟深代表民革和其他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一起聯名致電中共中央表示熱烈響應。5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致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和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鈞儒,就加強中共與各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的合作,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問題提出倡議。毛澤東在信中指出:“在目前形勢下,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相互合作,并擬訂民主政府的施政綱領,業已成為必要,時機亦已成熟。國內廣大民主人士業已有了此種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實現這一步驟,必須先邀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一個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討論并決定上述問題。似宜定名為政治協商會議,一切反美帝、反蔣黨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均可派代表參加。不屬于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反美帝、反蔣黨的某些社會賢達,亦可被邀請參加此項會議。此項會議的決定,必須求得全體一致。”“會議的時間,提議在今年秋季。并提議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于本月內發表三黨聯合聲明,以為號召。”  
  籌備新政協的工作需要李濟深盡快前往解放區。在中共的邀請名單中,李濟深名列首位,中共希望他能夠盡快北上,從而影響和帶動更多的民主人士奔赴解放區。雖然李濟深地位特殊,國民黨反動派想暗殺他,很多勢力想借助他,牽制他。但是,李濟深依靠中國共產黨的幫助,沖破重重阻力,毅然北上到達解放區。
  1949年元旦,李濟深香港《華商報》發表了題為《團結建國》的元旦獻詞。李濟深以喜悅的心情歡呼:“人民革命已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全國同胞已走完黑暗的歷程而踏上光明的大道。“我們是以空前的興奮和愉快來迎接這一元旦的。”一切民主陣線的朋友,愛國的人士,“都應準備其知識能力”,“為建立一個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國而奮斗”。“最近的將來,包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無黨無派的民主人士的新政協一定召開;從而訂立一個照顧各階層利益,促進各階層合作的共同綱領,全國同胞就在這一共同綱領之下埋頭苦干,努力建國”。“我們的團結建國,必然使得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突飛猛進,使得全國同胞逐步生活于安定繁榮的環境中。”這篇文章是李濟深對新政協運動中各民主黨派關于新中國的各項基本政策主張的高度概括,也是他自己對新中國建立后國家美好前途的設想。這篇獻詞發表后,獲得了海內外各界人士的好評,起到了鼓舞人民與反動派決裂并為創建新中國而奮斗的積極作用。
1月22日,李濟深、沈鈞儒等55名到達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聯合發表了《我們對時局的意見》。2月3日,李濟深致電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表示愿以自己的一切言論和行動密切配合中共的政策和主張。
  3月25日,毛澤東率中共中央從西柏坡來到北平。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和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前往迎接。這預示著新中國的誕生,預示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的開始。
  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開幕。會議由毛澤東、李濟深、沈鈞儒等人主持。在開幕式上,毛澤東作了重要講話。李濟深也發表了講話,他說“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是建設一個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國的開始,我們是以非常的歡欣鼓舞的心情來參加的”, “全中國人民,盼望有一個民主的、獨立的、和平的、繁榮的中國出現,已經很久了”,“為了它,犧牲了無數的烈士的頭顱鮮血;為了它,犧牲了無數的人民的生命財產。到今天,障礙我們建國的一切反動勢力快要完全消滅,我們可以順利地建立一個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國了,這是何等高興的事!”他指出“我們要籌備好一個足以代表全國各革命階層的新政治協商會議,使之能夠號召各階層群眾,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團結一起,各盡其所能,為肅清一切反動殘余和建設新民主的中國而奮斗到底。”他特別強調:“共同建國綱領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方案,是關系到全國人民生活的國家大計。我們要深謀遠慮地制定切實的草案,使人民愿望的新中國得以迅速地建立起來。”最后他指出,籌備會的責任很重大,我們一定要“認真地嚴肅地在毛澤東領導下進行我們的工作”。會議根據《新政協籌備會組織條例》,選出了以毛澤東為首的21人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常委會推選李濟深為副主任。為了迅速完成召開新政協的準備工作,籌備會將參加籌備工作的各黨派及各方面代表分成六個小組,在常委會領導下,開展籌備工作。李濟深等各民主黨派領導人所在的第一小組承擔起了擬訂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代表名額和名單的任務,這是一項極為重要、復雜又非常繁重的工作。李濟深作為籌備會副主任,積極參加領導了各項籌備工作,為新政協會議的召開做出了貢獻。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中南海隆重開幕。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與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民盟中央主席張瀾等中國各政黨、各人民團體的代表一起走入中南海勤政殿,出席了這一歷史性盛會。此次會議共634名代表,黨派代表共14個單位,總數為165人。其中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各派出代表18人。
  在這個會上,李濟深與毛澤東、朱德、沈鈞儒、郭沫若共同擔任會議執行主席。會議的任務是制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制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組織法,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組織法,選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國委員會,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和國徽,決定首都和紀元,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在政協會上,李濟深代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作了重要發言。他首先指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顯示著中國人民空前的大團結”,也“顯示著人民的新中國的光輝燦爛的前程”。大會之所以能夠召開,“應感謝中國共產黨20多年的艱苦奮斗和正確領導,感謝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英勇作戰,感謝全國人民與反革命勢力長期搏斗,以及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一切愛國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
  9月30日,政協全體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李濟深與朱德、劉少奇、宋慶齡、張瀾、高崗為副主席。
  10月1日,30萬人匯集天安門,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李濟深和毛澤東主席及各位副主席一道登上天安門城樓。毛澤東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并按動電鈕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 
  一號提案與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聯合國是全世界維護和平穩定、促進共同發展的重要的國際組織。中國是聯合國的創始國和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曾為聯合國的創建作出重要貢獻。因此,新政協一號提案是請聯合國否認國民黨反動政府代表,也是要求聯合國恢復中國人民的合法席位。這一正義而莊嚴的提案,代表了中國人民的意愿。  然而從1949年到1971年在長達22年的時間里,由于美國執行敵視新中國的政策,中國人民的正義要求遭到了無理阻撓。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被竊踞臺灣的國民黨反動集團所占有。在這22年的歲月里,李濟深與44位新政協的一號提案人多已故去,但是,中央人民政府是這一提案堅定不移的施行者。為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作了長期不懈的努力。中國人民外交部一而再、再而三地致電聯合國,申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李濟深是1959年因病去世的;去世前他一直關注著新中國加入聯合國的問題。他目睹了1950年9月,在美國操縱下,第五屆聯大否決了蘇聯和印度分別提出的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的提案,決定由加拿大、厄瓜多爾、印度、伊拉克、墨西哥、菲律賓、波蘭七國組成特別委員會,審議中國代表權問題,在該委員會未作出結論之前,仍由所謂“中華民國”的代表出席聯合國;目睹了1951年,美國操縱第六屆聯大否決了蘇聯等國代表提出的將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問題列入聯大議程的提案,并通過了“延期審議”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決議。他去世時,美國一直蠻橫無理地采用“延期審議”的手段阻撓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席位。但是李濟深相信: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和發展的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是一定要恢復的。
  事實也恰如李濟深所料。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地位和影響的不斷提高,隨著亞非拉一系列新獨立國家加入聯合國,美國在聯合國中阻撓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越來越困難。1961年,第十六屆聯大決定將中國代表權問題列入聯大議程。為繼續阻撓新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美國玩起程序上的花招,操縱聯大通過決議,規定中國代表權屬于必須由聯大三分之二多數贊成才能作出決定的“重要問題”。盡管美國仍能操縱聯大通過所謂“重要問題”提案,但投票支持恢復中國代表權的國家卻不斷增多。1970年,贊成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的票數首次超過了反對票。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大以59票反對、55票贊成、15票棄權否決了所謂“重要問題”案。接著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多數獲得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國的提案,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并立即把國民黨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及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這就是聯合國歷史上著名的聯大2758號決議,它從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公正徹底地解決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當23國提案通過時,國民黨代表悄然收起文件包,離開了占據幾十年的聯大會場。
  如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華誕之際,李濟深與44位提案人已經全部離去,但是李濟深等人所期盼的中華民族的崛起已經實現。中國隨著國力的增強,政治經濟的不斷進步和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加深,正以新的面貌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李濟深一號提案事實證明,六十年前建立起來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它有利于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有利于廣泛凝聚社會各界力量;有利于社會各界利益訴求的充分表達;有利于中國的發展和崛起;有利于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李筱桐 系李濟深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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